但是，又有一个问题浮出水面了，那就是：真正将士子之学发挥到极致，并成就自己一生事业的，从古至今找找看，也就是明朝的文治武功俱全的王阳明和清朝的功德圆满的曾国藩等寥寥几人而已。大多数士子都并未实现真正的儒家学派学术的辉煌而流传后世，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治学的生存法则分为三个境界。境界不同，传承则不同；传承不同，成就则不同；成就不同，影响则不同。

在孔老夫子的时代，夫子追求的境界称为最高境界，谓之“理想主义”的治学。为了追求理想，夫子可以颠沛流离，犹如丧家之犬。走一路，游说一路；困一路，饿一路。最终，在世俗和战乱的窘境中遗憾离世。

做不了大官，因为太君子。小官又不愿意做，到头来君主、帝王都不敢用。用了怕是自找麻烦，自找无趣；

不能重用，因为太有思想。功高盖主会使得君主、帝王坐卧不安，缺乏安全感；

讲经说法最适合，因为传播好东西，净化人的心灵，可以使社会和人心凝聚、安定，对君主、帝王统治是有利的。

这也就是追求“理想主义”的治学境界的人的命中注定的社会定位。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在象牙塔里面讲经说法的“教授”们为什么会有学术论辩？为什么会在家徒四壁的情况下，依然执着的游弋于学术的海洋？为什么听他们的课程永远感觉是曲高和寡，世外桃源，阳春白雪？